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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遗弃孩子的上海警察爸爸:10年为8名被丢弃在

字号+作者:佚名 来源:雅安市 2019年08月22日

文/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简工博“赵警官来了啊!孩子父母有消息吗?”中午12时,上海市儿童医院爱心病房景医生拉开病房大门,把静安公安分局江宁路派出所民警赵耿源迎了进来。...

  文/解放日报·上观新闻记者 简工博

  “赵警官来了啊!孩子父母有消息吗?”中午12时,上海市儿童医院爱心病房景医生拉开病房大门,把静安公安分局江宁路派出所民警赵耿源迎了进来。

  洒满阳光的病房角落里,探出一个长发小姑娘,小声地叫了一声“赵爸爸”。

  赵耿源大步朝小姑娘走去,一把抱起她,指着病房里爱心人士捐赠的玩偶问:“喜欢小黄人还是小熊?”

  小姑娘叫星星,今年已经两岁多了,出生后不久便因颅内出血等病因转移至儿童医院,这时她的父母却不知所踪。无处可去的星星只能一直暂住在爱心病房。

  放下孩子,赵耿源把景医生拉到一边:“我联系到星星的母亲,她说自己没生过小孩。朵朵倒是有眉目了,检察院可能会起诉她母亲,过几天我先带他们母女去补办出生证明。”

  言罢,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聚集到拿着玩具在病房里跑动的小小身影上。

  今年50岁的赵耿源,在一次接警中偶然通过婴儿手上的医用手环帮孩子找回父母,从此就与这些被遗弃的孩子产生了不解之缘。10年里,他经手过60余起弃婴和困境儿童案件,已为其中8个孩子找回了父母。

  赵耿源有一叠蓝色文件夹,孩子的个人信息、查找线索、相关联系人等,全部封在其中——一个文件夹,就是一个他经手的弃婴和困境儿童:“不停地寻找,不停地发现新线索,总会有新的突破。”

  赵耿源找到的这些父母中,有人从事违法行为,有人家庭矛盾重重的,也有人已另组家庭——可如果不找到亲生父母,这些孩子连接种免费疫苗都没人签字。

  寻亲十年,赵耿源不是没有困惑过。但他想,自己是一个警察,依法办事是对工作负责的底线:“如果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那么孩子被遗弃的事也就不会再发生吧!”

  

  赵耿源在儿童医院了解孩子的情况。

  舍不得他们,但希望他们尽快忘记这一切

  爱心病房一角,用玩具围出来一块区域,是星星起居的天地。中间一张低矮的小床,是医生为她特制的:“病房里的床是给生病的幼儿睡的,很高,有围栏。星星大了,我们担心她从床上爬出来摔伤。”

  午饭之后,星星总是有意无意地朝病房紧闭的大门靠近——从2014年6月19日出生,再到2015年3月25日搬进爱心病房,她几乎没出过门。医生们每天中午去食堂吃饭,会带着她在医院小花园里溜达一圈,“就算是出去过了”。景医生叹了一口气:“孩子的父母找不到,该接种的疫苗、该打的预防针都没人签字,我们生怕孩子出去了生病。”

  赵耿源看着在门边徘徊的星星,渐渐与脑海中另一个孩子的影像重合。2009年5月30日,早产儿丽丽被送进儿童医院,当时她患有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新生儿重度窒息、呼吸衰竭、新生儿肺炎、颅内出血等多种疾病,一度进入儿童重症监护室——就在这时,丽丽的父母却不辞而别。中途有人曾经来探望过一次,发现丽丽竟然“吐血”,吓得赶紧离开:“其实就是把呛到的羊水吐出来。”

  迟迟等不到父母的丽丽,只能滞留在新生儿病房里。随着身体渐渐长高,新生儿的小床无法容下丽丽,医院只能在病房里摆进了一张稍大的床。不久之后,医院向江宁路派出所报警,包括丽丽在内,那一批先后共有6名困境儿童滞留医院。赵耿源曾为弃婴找回过父母,这一次接到儿童医院报警,派出所将任务指定给本职专管旅馆业的他。

  丽丽这样的困境儿童与弃婴在法律意义上不一样:他们的父母大多留下过个人信息,却因种种原因将他们滞留在医院。但在赵耿源看来,这都是极不负责的:“长时间不尽抚养义务,跟事实上的遗弃有什么区别?”

  所幸,丽丽的父母在她出生的南翔医院曾登记了姓名和住址。不出赵耿源意料,电话停机。赵耿源一路骑着摩托车从静安赶到登记地址嘉定江桥,17公里路,跑了半个小时。当地的人口协管员反复查看丽丽父母资料,肯定“见过他们”,陪着他一路找到了这对安徽夫妻位于南翔的暂住地。

  然而反复询问,苦口劝说,这对已有一个女儿的夫妻坚称丽丽是“同事的小孩”,“我们的身份证借给他们了”。再问“同事”的地址和联络方式,一概“不清楚”。

  赵耿源紧盯这家妻子的眼睛,却总是被她避开。离开这户人家,赵耿源赶到丽丽出生的南翔医院。拿着女子的照片,护士确认应该是丽丽的亲生母亲。回到派出所在资料库里查询信息,让赵耿源更加确信所见两人正是丽丽的亲生父母。

  这时的丽丽,正在儿童医院被医生护士们悉心照料。大家教她诗词乃至乘法口诀,买漂亮衣服给她梳妆打扮,拍照制成新年台历。让景医生唏嘘的是,有时丽丽会自己搬着板凳走到门边,踩上去拉门把手。一次自己下班,丽丽收拾了自己的小包,默然跟在她身后:“当时我眼泪就掉下来了。”

  赵耿源找到医生护士们,提出自己的看法:丽丽的父母遗弃她,很大程度是担心丽丽出生后的疾病会留下后遗症:“如果让他们看到丽丽现在这么健康漂亮,他们肯定会回心转意的!”

  赵耿源带着印着丽丽照片的新年台历,骑着摩托车再度赶往嘉定南翔。看着照片上健康的孩子,上一次不肯承认是丽丽父母的夫妻二人泪眼婆娑,答应随赵耿源一起回医院探望丽丽。

  2012年12月,经过一系列检验,已经3岁多的丽丽终于等来和陌生父母的团聚。这一天,赵耿源和医生护士们准备了一年四季的衣服和玩具。商量之后,他们还把为丽丽拍摄的照片拷贝进一只U盘给了丽丽父母:“孩子长大了问起小时候的事,父母没照片怎么说?”

  放进U盘的照片,全部避开了看得出医院、病房的背景:“虽然我们舍不得,但也希望,他们能尽快忘记这一切。”

  

  去儿童医院之前,赵耿源会为滞留儿童带些小礼物。

  辗转艰难的寻人路上,他矛盾过,犹豫过

  丽丽被接走后,赵耿源和医院一直跟她的父母保持联系。后来,丽丽的父母又生了第三个女儿,丽丽被带回安徽老家,托给爷爷奶奶照顾。从“困境儿童”变成“留守儿童”,这让景医生多少有些不甘:“丽丽在我们这儿可是小公主!”

  这样的“不甘”在赵耿源十年寻亲路上,也越发明显。面对那些犹豫不决的父母,他都会带上孩子的照片,他相信“没有家长看到自己这么可爱的孩子会不动容”。

  “我也能理解这些家长放弃孩子的无奈。如果孩子真的有后遗症,对于这些家庭来说的确是个沉重的负担。”赵耿源曾经赶赴江苏徐州寻找另一个被父母放在儿童医院的孩子徐弟弟的家。一进大门,就在院子里踩了一脚泥;大屋里一张小桌,周围的椅子没有一张好的。

  听说上海的警察找来,徐家大媳妇先没了好脸色。赵耿源记得徐弟弟的爷爷沟壑纵横的暗沉面色上复杂的表情:“我们老两口靠大儿夫妻养,小儿子为结婚生子要了好几次钱,实在没法给。两人生了孩子就闹离婚了,现在小儿子连去向都不知道。”可是看着徐弟弟的照片,老人涕泪满面,答应将孙子接回家抚养。

  第二天早上7点不到,爷爷的电话就打进了赵耿源住的招待所:“我们是想养,可是家里实在太困难。万一有个三病两痛,我们还是没法照顾。不然找户好人家送了吧!”

  赵耿源又立即赶回徐家,讲清法律规定,又找来村支书,承诺“村里会帮忙”。做好工作,他连夜赶回上海,办妥相关手续。

  “徐弟弟的家庭已经算是不错的了。”赵耿源经手的弃婴和困境儿童中,有的父母没有收入来源,有的从事违法行为,甚至有母亲吸毒,孩子诞生起就需要脱瘾治疗。

  2012年1月15日,一对体重不足1.5公斤的双胞胎姐妹被紧急送到儿童医院治疗,经过抢救,妹妹木木的生命得以保留。医院寻找木木母亲下落,才发现按此前留下的信息和联络方式“查无此人”。

  不久之后,赵耿源回访木木出生的普陀区人民医院获悉一条线索:这一年2月8日,有公安民警曾经登门核实木木情况,据说木木母亲因盗窃被捕后称自己尚在“哺乳期”,提供的信息皆与木木相关。赵耿源立即联系上了办案的两位民警,终于拿到木木母亲的真实信息:“姓名、年龄、联系地址全是假的。”

  在属于木木的蓝色文件夹里,一张张传真,一页页笔记,一条条便利贴,记录了寻找木木母亲的辗转与周折——

  在木木母亲上海的落脚点,赵耿源得知对方已经离开上海,去向不明。赵耿源在数据库里寻找对方下落的同时,也把目光投向木木母亲的原籍地,联系到当地社区民警赵小须。尽管木木母亲留下的地址已经搬迁,但这位社区民警却从赵耿源传去的木木母亲照片中发现了线索:“照片里的女性跟我们这里一位居民长得很像,据说她有个妹妹常年在外地。”

  2012年底,赵小须给赵耿源带来了好消息:木木母亲的确是那位居民的妹妹,不过已经回到原籍地结婚。“很多民警、很多好心人都在为这些孩子努力,这让我感到并不孤单。”赵耿源欣慰的同时也遭遇了新的困境:木木母亲担心,木木的存在会影响她好不容易重归平静的新婚生活,决定避而不见。

  赵耿源并没有因此放弃。他转而联系木木母亲的家人,寻找解决的办法。2013年,得知消息的木木外公从千里之外赶赴上海,决定自己抚养这个外孙女。

  然而又一道现实难题梗阻在木木的寻亲路上:按照法律规定,领回儿童须进行亲子鉴定,必须由父母完成。最后,木木的外公想了个办法:他出面联系木木母亲,称木木外婆因病在上海治疗,需要她前来照料,将她“骗”到上海,完成了鉴定过程。2014年6月30日,3岁的木木终于被外公带回原籍抚养。

  有着洋娃娃一样忽闪忽闪大眼睛的木木,备受周围医生、护士和志愿者们的宠爱,不少人得知她的身世后,都表达过收养她的意愿。赵耿源也担心,并不是每个曾被放弃的孩子,历经周折后还能有木木外公这样深明大义的亲属。

  他偶尔甚至会问自己:如果自己没有为这些孩子找到亲生父母,他们的人生会不会反而更好一些?

  辗转各处寻找孩子亲生父母信息是“基本流程”。

  

  寻找解决法律与人伦困境的第三条路

  人生没有如果,但法律却有明确的规定。

  对于儿童收养,《收养法》、《关于解决国内公民私自收养子女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被收养人要满足多个条件:父母身亡,父母有特殊困难无力抚养,或是查找不到生父母——从法律上来说,赵耿源帮助的这些孩子,并不符合被收养的条件。

  和朵朵的母亲高某第一次接触,赵耿源就有强烈的疑问:孩子真能交给她抚养吗?

  2014年2月19日下午,朵朵在嘉定安亭医院出生,当天就因新生儿肺炎转至儿童医院。然而从此以后,父母便销声匿迹。

  户籍地位于青浦白鹤镇的高某留下的信息都是真的,但已人户分离。找到高某的母亲和她朋友,都说不知高某去向。多次联络之后,高某的朋友提供了一个信息:高某曾发过快递给他,地址在江苏昆山。赵耿源立即找到快递公司查出寄件人地址,随即赶到地址所在的昆山一家装饰城。

  装饰城里商铺房屋林立,赵耿源和当地民警拿着照片找了一整天,高某终于现身。她开门见山地对赵耿源说:“孩子我本来就不想生,是我妈非要我生一个,她说她来养,要找你找她去。”

  赵耿源给高某母亲拨了个电话,让二人先通个话。

  “小孩我也生了,你说你要养的。现在警察找上门了,你看怎么办吧。”

  “我是说我要养的,你好歹带个男人让我看下啊,现在我连小孩爸爸都不知道是谁,我凭什么养?”

  “小孩是我的呀,你说了你要养我才生的,我养不了。”

  “那我也不养。”

  “你也看到了,我现在就这个状况。”挂断电话,高某指着乱糟糟的屋子对赵耿源说,自己一直没有正当工作,成天宅在家里,晚上上网做点兼职,白天睡觉晚上工作,一天就吃一顿饭,一个月收入1600,还有800要付房租:“我怎么养?我没法养!”

  最后,高某抹着泪告诉赵耿源,自己本身是单亲家庭,由奶奶带大:“我就是不想我女儿跟我一样,从小就因为家庭被人家看不起。”

  后来,赵耿源联系白鹤镇政府,协商解决高某的工作问题,让她能有抚养朵朵的基本经济能力,却被高某拒绝。他也找过高某的母亲,试图让可爱的朵朵融化她的心。年届60岁的高某母亲留下一句至今让赵耿源匪夷所思的话:“我还没玩够呢!”

  “朵朵很可爱的,一个勺子舀两个小馄饨,还要分给你!”在医院看到朵朵,赵耿源会和许多见过朵朵的人一样萌生这样的念头:“不如我领养她好了!”

  和过去一样,赵耿源曾送过朵朵的照片给高某,带着高某到医院看望朵朵,当时高某泪如雨下,答应好好照顾孩子。可就在第二天一早,高某打电话告诉赵耿源,自己跟家里人反复商量,确实无法抚养,从此对朵朵避而不见。

  再三劝说、工作,高某都“铁了心”。赵耿源曾正告过高某,一旦检察院以遗弃罪起诉她剥夺抚养权,她将面临刑事责任。

  “现在公检法几家部门正在协商如何处理好这一起案件。这很可能成为上海第一例遗弃罪剥夺监护权的案例。”叹息之余,赵耿源也希望,这样的案例能为这些陷入困境的幼儿们提供一条新的道路,一种真正对他们成长有益的司法救济途径。

  曾经有人问过赵耿源,如果他工作不那么认真尽责,如果他“一不小心”忽略了这些孩子父母的蛛丝马迹,也许孩子反而能过上更好的生活。

  赵耿源想过这个问题。“但我是一个警察,我要对自己的工作尽责,依法办事是警察的基本准则。”赵耿源告诉记者,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守住法律的底线,都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弃婴和困境儿童的问题,也将不复存在。

  赵耿源在办公室整理困境儿童的信息。

  

  图片摄影:张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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